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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|妍妍
编辑|妍妍
“男人高龄便会被亲戚杀了吃掉”，这并非是某部小说中虚构的荒唐情节，而是古代游牧民族某些极端习俗的真实写照。在那些严酷且充满挑战的岁月中，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与我们今天的生活观念截然不同。在他们的世界里，食物、权力与生存紧密交织，某些看似不可思议的行为背后却蕴藏着深刻的文化与生存逻辑。那么，这些独特的习俗到底源于何处呢？
展开剩余87%游牧民族在生存上展现出的智慧是令人钦佩的。生活在草原上的他们，面临着严酷的自然环境，便发展出了一套与中原农耕民族完全不同的生存策略。他们居无定处，跟随水草的生长与枯萎而迁徙，四季更替中不断移动的生活方式，锻造了他们独特的社会结构——部落制。每一个部落都由血缘紧密相连的家族构成，族长领导着大家共同生活、狩猎和作战。
游牧部落的男性自幼便开始学习骑马与射箭，六、七岁的小男孩们已能熟练驾驭马匹，而十岁时，便能猎捕小型动物。被称为“马背上的民族”，草原上的孩子几乎与马融为一体，他们的骑射技艺令中原人赞叹不已。历史记载称：“北方儿童三岁习骑羊，五岁习骑马，七岁能射鼠兔，十岁射鸟兽，少年即随军出征。” 游牧民族的经济基础主要建立在畜牧业上，他们饲养马、牛、羊等牲畜，既提供食物如肉和奶，还能获得皮革、毛毡等日常生活必需品。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，他们的农业与手工业发展较为缓慢，因而在物质文明方面常常落后于中原的农耕社会。面对资源的短缺，游牧民族采取了两种主要策略：一是南下劫掠中原富饶的地区，二是与中原王朝建立贸易关系。历史上，中原的王朝常通过和亲、赏赐或朝贡的方式安抚游牧民族，以减少边境冲突。汉朝时期著名的“丝绸之路”，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渐形成的。
在游牧民族的传统习俗中，其独特的丧葬仪式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。这些丧葬习俗在现代人看来可能十分骇人，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却赋予了它们深厚的文化和宗教意义。斯基泰人是其中最早被历史记载的游牧民族之一，他们活跃于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，栖息从黑海北岸到内蒙古的广阔地域。希罗多德在其《历史》中详细描述了斯基泰人的葬礼。当斯基泰国王去世后，首先会将遗体的内脏取出，以香草和香料填充空腔，再用蜡封住所有开口，从而阻止腐烂的发生。随后，遗体被安置在一具精美的棺木中，令人震惊的是，斯基泰人还实施了严苛的殉葬制度。在国王的葬礼上，常常会有多名侍从、妃嫔及奴隶被杀，以便在另一个世界继续侍奉国王。这并不是全部，葬礼一周年时，族人会再选出50名健壮的年轻奴隶和50匹优秀的马，将其杀死并制成“守卫”，环绕在国王的墓周围，以表示继续保护国王在来世的安全。
马萨革泰人的丧葬习俗则显得更加罕见。这个部落相信人们最幸福的死亡方式是在人老而健康时自然去世，而非因病去世。因此，当一位老人达到七旬而身体尚健时，家人会举行盛大的告别仪式，随后将老人杀死，并与牛羊等牲畜一起烹煮食用。在他们看来，这种做法是对老人的最高尊重，为老人带来了光辉的荣耀，认为这能将老人的灵魂和力量留在家族中。反之，若因病去世，则会被简单地埋葬，这样的结束在他们的文化中被视为不光彩的。
伊塞顿人对待死者的方式更为独特。当家庭中有人去世，亲属会将死者的肉与羊肉等共同烹煮，视作对死者最高的敬意。同时，他们会保留死者的头颅，并用金箔装饰，每年定期向其祭祀。在他们的信仰中，这样的举动能够保持与逝者的紧密联系，使逝者的灵魂继续庇护着家庭。
在面对严峻的生存挑战时，游牧民族尤其面对男性高死亡率的问题，因此发展出了一系列独特的婚姻制度，以确保部落人口的增长与血脉的延续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“妻后母”制度。根据这一制度，父亲去世后，儿子能够娶父亲的妻妾（生母则不在内）。虽然在现代社会中，这种做法常被视为违背伦理的禁忌，但在游牧社会，它却是一种非常实用的生存策略。类似的还有“报寡嫂”制度，兄长去世后，弟弟有责任迎娶嫂子，并照顾兄长的孩子。历史学家指出，这些婚姻制度的形成有多种因素，一方面是游牧生活的艰险导致男性死亡率居高，留下了大量的寡妇与孤儿，另一方面族群人口稀少，需要通过各种方式来保持生育，最后也是出于防止财产的分散，保持部落的完整性。这些婚姻制度虽然常常被中原王朝所不齿，但在游牧社会中却是广泛接受的习俗，甚至被记录到法典中。
元朝建立后，蒙古族将这些婚姻习俗带入了中原，引起了汉族士大夫的强烈抵触，成为文化冲突的焦点。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文明的关系是中国历史中至关重要的一环，这一关系常常呈现出敌对与和平交织的复杂局面，但始终互相影响。最早的游牧民族可以追溯至传说中的黄帝时期，但真正为中原所知晓则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北方民族。随着秦始皇统一中国，为了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，万里长征的长城应运而生，这标志着农耕和游牧文明之间的明显界限。西汉初期，汉高祖刘邦在遭遇白登之围后采用了和亲政策，出嫁公主与匈奴单于，并每年向匈奴输送大量丝绸和粮食。虽然这一政策维持了短暂的和平，但并未根本解决冲突。到汉武帝时期，伴随着汉朝国力的增强，汉武帝则改变了屈辱的和亲政策，派遣大将卫青、霍去病等北征匈奴，取得了重创匈奴的胜利。
隋唐时期，中原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流达到了新高度。唐朝不仅接纳了大量的少数民族进入中央政府，还通过政治联姻、文化交流等手段与周边的游牧民族建立了相对和平的关系。唐太宗时期创建的“羁縻州”制度，不仅允许边疆的少数民族保持一定的自治权，同时也承认唐朝的主权。这种灵活的民族政策有效地维护了边疆的稳定。
随着历史的变迁，游牧民族的文化习俗也在不断演化。早期游牧民族如斯基泰人和马萨革泰人的一些极端习俗，例如人祭、食人等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交流逐渐被淘汰。到了匈奴、突厥等后期游牧民族时期，这些极端习俗几乎已不复存在，取而代之的是更为温和、较为人所接受的丧葬方式，例如随葬珍宝和牲畜等。随着佛教和伊斯兰教等宗教在草原地区的传播，游牧民族的精神世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元朝统治者大力推广藏传佛教，这改变了蒙古人早期的萨满信仰；而西域地区的突厥人接受了伊斯兰教后，他们的生活方式及价值观也随之转变。
游牧民族与中原文明的长期接触，使得他们采纳了一些中原的文化习俗。虽然在统一中国的初期，元朝实行了民族隔离政策，但随着时间推移，蒙古贵族逐渐接受了汉文化，开始学习儒家经典，这反过来又影响了蒙古本土文化的发展。明清时期，满族入主中原后，更是积极吸收汉文化，努力实现文化的融合。清朝统治者在保持满族传统的同时，如八旗制度和祭祀制度等，又提倡儒家思想，推行科举制度，这种“满汉一体”的政策，使满族文化与汉文化逐渐融为一体。
历史的长河奔涌不息，曾经活动在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及其独特习俗，如今大多已被时间的尘埃湮没。这些在现代人看来似乎匪夷所思的传统，实则是特定历史环境与生存条件下的产物，反映了人类在极端环境中求生存与发展的智慧与努力。回顾这一段历史，不仅能够增进我们对多元文化的理解，更可提醒我们反思文明的本质与演进的规律，这样我们能够以更开阔的视角审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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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料来源：《史记·匈奴列传》、《汉书·西域传》、希罗多德《历史》、《元史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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